1949年，苏联伊万诺沃动力学院，一名21岁的中国青年站在老师和同学之间。他身穿西装，系着领带，神情沉静，身板挺拔。照片里的李鹏，还没有后来人们熟悉的身份，只有一段刚刚开始的求学经历。 这张合影究竟是不是毕业照，资料中并没有绝对明确的结论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当时的李鹏正在苏联接受数理化和俄文补习，为进入专业院校做准备。那身整洁的西装，不只是年轻人的精神面貌，也透出那个年代留学生肩上的责任。 他的求学之路，并非从苏联才开始。1942年2月，李鹏从重庆来到延安。父亲李硕勋是革命烈士，母亲赵君陶长期从事革命工作。年幼的李鹏进入延安后，周恩来、邓颖超给予了他许多照料。 在李鹏的回忆中，这种关系并不是特殊家庭意义上的收养，而是老同志对烈士子女的共同关怀。他和其他烈士后代一样，称周恩来为“周伯伯”，称邓颖超为“邓妈妈”。称呼朴素，却很有分量。 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，学习却没有被耽误。一次在中央机关食堂，李鹏遇到毛泽东。谈话间，毛泽东得知他正在读《三国演义》，便问他最佩服书中的谁。李鹏回答是曹操，还谈到官渡之战后曹操烧毁部下旧信一事。 毛泽东听后，对一旁的陈云说：“这个娃娃了不起。”这段谈话后来被多次提起，但更值得注意的，是李鹏当时表现出的判断能力。年纪虽小，已经不满足于讲人物好坏，而是能够结合处境分析用人和政治。 1945年秋，李鹏离开延安，进入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学习。毕业后，他参加了实际工作，曾任哈尔滨油脂公司的协理和党支部书记。与单纯在学校读书相比，这段企业经历让他接触到生产、管理和基层组织运转。 1948年8月，解放战争尚未结束，东北局决定选派21名青年赴苏联学习经济和工业技术。这批人中，有烈士子弟，也有干部子弟，肩负的任务很明确：学成之后回国，参与新中国的工业建设。 选派并不只是看出身。青年人的政治条件、文化基础和工作经历，都要经过考察。李鹏之所以入选，与李富春、蔡畅夫妇的推荐有关，也与他在企业中的工作表现分不开。李硕勋和李富春是革命战友，赵君陶与蔡畅也早有交往。 据罗西北回忆，出发前，组织曾要求大家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，学业完成以前不得谈恋爱。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，要定期向东北局汇报。那时的留学，不是个人履历上的一段经历，而是一项带有明确使命的安排。 1948年9月初，李鹏等21人从哈尔滨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。由于当时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仍有外交关系，他们的身份需要保密。抵达苏联后，先被安排到伊万诺沃动力学院补习俄文和基础课程。 困难很快显现出来。李鹏起初听不懂老师讲课，只能抱着一本《日俄字典》逐句摸索。俄语专业词汇难，课堂进度又快，很多内容只能边听边猜。战后苏联物资供应也不宽裕，生活费有限，留学生常常需要自己做饭，冬季御寒衣物也不充足。 1949年夏，经多方交涉，这批青年得以转赴莫斯科，并按照个人意愿选择专业。李鹏没有选择相对熟悉的企业管理，而是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。这个决定，直接影响了他此后几十年的职业道路。 他后来解释过选择水电专业的原因：在张家口学习时，曾听说中国将来要建设大型水电工程；苏联的第聂伯水电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；列宁关于电气化的论述，也让他认识到电力是工业化的重要基础。 在莫斯科的几年，李鹏把主要精力放在课程和实验上。1955年3月，他完成学业回国，没有要求留在大城市，而是主动提出到基层电厂工作。组织上遂将他安排到吉林丰满发电厂，任见习厂长。 丰满水电站是新中国早期重要电力设施之一，生产现场既考验技术，也考验管理。李鹏从熟悉设备、了解运行制度做起，逐步承担更多责任。仅仅9个月后，他被任命为丰满发电厂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。那张苏联留影中的年轻人，也由此走出了书本，进入了中国电力建设的现场。 特别